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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2017-02-06 08:49

1969年1月,15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知青分在二队。这6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他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家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这一组访谈,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讲述,我们可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采访对象: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采访日期:第一次2016年2月27日,第二次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刘金莲家

 “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的事情。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年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月的近平。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六个人,都住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每天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老书记,从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看过啥书,就会瞪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陕北方言,做好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学习时报: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洞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看咋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里当时一共六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三个娃娃,我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40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梁家河。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了好几天。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方都歪脖子瞪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就要改。你婆姨这人可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总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学习时报: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学习时报: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学习时报: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学习时报: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吃上?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没有新鲜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就不吃酸菜了。

学习时报: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学习时报:当时炒菜有油吗?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学习时报: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有补丁的衣服。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我是个庄家汉,粗枝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38年,直到2013年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2015年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口等,看见他下车,我就跑了过去。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咋样,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什么?”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五亩坝地,种点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十亩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园。”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两万四千块钱。”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人工工资等成本是一万二。”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收入就会更高。”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我说:“好!”

近平是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2016年了,当时我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年我投入的成本是一万四千块钱,收入是五万多块钱。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社”。近平在拼搏,我们也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肯定越来越富强。

“近平给我治腿病”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懂。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近平他们从刘金莲家里搬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去世早,就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家里有富余的窑洞,他们搬过来住之后,我和近平他们朝夕相处,就更熟悉了。

学习时报:在一起住的时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吕侯生:近平特别爱看书,他的炕上都是书,一得空闲,就捧着书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行,他还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

有一次,近平晚上看书到很晚,我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陪着他。结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饿了,当时也没啥吃的,我们俩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进锅里,煮了半晌,以为熟了,其实还是夹生的,我们就把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给吃了。

我是1955年生人,那时候14岁,比近平小2岁。因为我没上过几天学,不识字,年纪又小,没啥见识。我心里就想,近平拿这么多书,死沉死沉的,也不能蒸着吃,也不能煮着吃,成天看这些书,有啥用呢?

乡亲们都知道近平看书多,肚子里的墨水多,就经常到他住的窑洞来,跟他拉话,让他给我们这些村里人侃大山。近平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原先都是从那些宣传画上看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颐和园,等等。听他一讲,我们印象就更深刻了,还知道了很多宣传画上没有的地方。

我们问近平,北京的汽车多不多?近平说,北京汽车挺多的,不但小轿车多,吉普车、大卡车、面包车也多,还有那种大公共汽车,定点停靠,买票上车,车上能乘坐几十个人。当时,我们村里人到过县城的都很少,见过大客车的更是寥寥无几,听了近平的描述都很吃惊。

近平还跟我们说,咱们国家还不是发达国家,首都北京的汽车还不算多。有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路上全都是汽车,因为车太多,堵得都走不动。我们当时听到近平这样说,简直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

学习时报: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九十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学习时报: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肯定结实,耐用。去年(指2015年)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梁家河上山受苦(陕北方言,泛指下力气干农活、体力活),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当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我都给做过。

学习时报: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指2014年)腊月十八,我就搬到上面(指她家院子里,地势略高的一孔窑洞)来了。那几孔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耐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年1月13号,几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午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后,我给他们拎一壶热水过去,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近平现在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来看看。”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月13号,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外边的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达(陕北方言,指父亲)你妈住这间,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说:“那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呢。”

学习时报: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了。不光是二队的这六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里人,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非常好,对人慈平(陕北方言,意为待人亲切,随和),他说话也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学习时报:习近平在您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刘金莲: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六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学习时报:习近平后来两次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您都和他见面了吗?

刘金莲:都见上面了。1993年,近平回来一次。那时候我老伴儿还在世,他们两个人见面,都很激动。我老伴儿和他拉话的时候说:“近平,你回来了,怎么不把你家里的(陕北方言,意为妻子)带回来?”近平说:“她这次有事误下了,下次我把她带回来。”

2015年,近平回梁家河来,彭丽媛老师和他一起来的,近平跟乡亲们介绍说:“这就是我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近平给乡亲们采办了很多年货。给我家里带来了面粉、油、十几斤肉,还有一副春联。

近平到我家来的时候,和我拉话。他说:“你住在哪儿了?”

我说:“我现在住在上面这个窑洞了。我老伴已经去世了。”

近平听说我老伴去世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是得啥病走的?”

我说:“是得了哮喘病,肺气肿。”

近平叹了口气,说:“唉,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

我说:“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儿子结婚,还有很多事情,家里没有钱了。我当时也没给你打招呼,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现在生活咋样?”

我说:“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这时候,我给近平介绍我的大女儿,就是当初拉着近平衣服,不让他走的娃娃。

我说:“这就是彩云,你看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近平看到她,高兴地笑着说:“哎呀!你可真是长大了!”

临走之前,近平跟我握手。他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来源: 学习时报)

1969年1月,15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知青分在二队。这6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他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家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这一组访谈,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讲述,我们可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采访对象: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采访日期:第一次2016年2月27日,第二次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刘金莲家

 “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的事情。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年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月的近平。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六个人,都住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每天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老书记,从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看过啥书,就会瞪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陕北方言,做好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学习时报: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洞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看咋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里当时一共六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三个娃娃,我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40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梁家河。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了好几天。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方都歪脖子瞪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就要改。你婆姨这人可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总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学习时报: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学习时报: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学习时报: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学习时报: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吃上?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没有新鲜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就不吃酸菜了。

学习时报: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学习时报:当时炒菜有油吗?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学习时报: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有补丁的衣服。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我是个庄家汉,粗枝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38年,直到2013年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2015年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口等,看见他下车,我就跑了过去。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咋样,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什么?”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五亩坝地,种点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十亩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园。”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两万四千块钱。”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人工工资等成本是一万二。”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收入就会更高。”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我说:“好!”

近平是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2016年了,当时我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年我投入的成本是一万四千块钱,收入是五万多块钱。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社”。近平在拼搏,我们也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肯定越来越富强。

“近平给我治腿病”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懂。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近平他们从刘金莲家里搬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去世早,就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家里有富余的窑洞,他们搬过来住之后,我和近平他们朝夕相处,就更熟悉了。

学习时报:在一起住的时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吕侯生:近平特别爱看书,他的炕上都是书,一得空闲,就捧着书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行,他还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

有一次,近平晚上看书到很晚,我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陪着他。结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饿了,当时也没啥吃的,我们俩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进锅里,煮了半晌,以为熟了,其实还是夹生的,我们就把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给吃了。

我是1955年生人,那时候14岁,比近平小2岁。因为我没上过几天学,不识字,年纪又小,没啥见识。我心里就想,近平拿这么多书,死沉死沉的,也不能蒸着吃,也不能煮着吃,成天看这些书,有啥用呢?

乡亲们都知道近平看书多,肚子里的墨水多,就经常到他住的窑洞来,跟他拉话,让他给我们这些村里人侃大山。近平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原先都是从那些宣传画上看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颐和园,等等。听他一讲,我们印象就更深刻了,还知道了很多宣传画上没有的地方。

我们问近平,北京的汽车多不多?近平说,北京汽车挺多的,不但小轿车多,吉普车、大卡车、面包车也多,还有那种大公共汽车,定点停靠,买票上车,车上能乘坐几十个人。当时,我们村里人到过县城的都很少,见过大客车的更是寥寥无几,听了近平的描述都很吃惊。

近平还跟我们说,咱们国家还不是发达国家,首都北京的汽车还不算多。有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路上全都是汽车,因为车太多,堵得都走不动。我们当时听到近平这样说,简直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

学习时报: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九十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学习时报: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肯定结实,耐用。去年(指2015年)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梁家河上山受苦(陕北方言,泛指下力气干农活、体力活),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当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我都给做过。

学习时报: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指2014年)腊月十八,我就搬到上面(指她家院子里,地势略高的一孔窑洞)来了。那几孔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耐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年1月13号,几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午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后,我给他们拎一壶热水过去,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近平现在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来看看。”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月13号,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外边的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达(陕北方言,指父亲)你妈住这间,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说:“那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呢。”

学习时报: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了。不光是二队的这六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里人,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非常好,对人慈平(陕北方言,意为待人亲切,随和),他说话也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学习时报:习近平在您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刘金莲: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六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学习时报:习近平后来两次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您都和他见面了吗?

刘金莲:都见上面了。1993年,近平回来一次。那时候我老伴儿还在世,他们两个人见面,都很激动。我老伴儿和他拉话的时候说:“近平,你回来了,怎么不把你家里的(陕北方言,意为妻子)带回来?”近平说:“她这次有事误下了,下次我把她带回来。”

2015年,近平回梁家河来,彭丽媛老师和他一起来的,近平跟乡亲们介绍说:“这就是我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近平给乡亲们采办了很多年货。给我家里带来了面粉、油、十几斤肉,还有一副春联。

近平到我家来的时候,和我拉话。他说:“你住在哪儿了?”

我说:“我现在住在上面这个窑洞了。我老伴已经去世了。”

近平听说我老伴去世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是得啥病走的?”

我说:“是得了哮喘病,肺气肿。”

近平叹了口气,说:“唉,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

我说:“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儿子结婚,还有很多事情,家里没有钱了。我当时也没给你打招呼,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现在生活咋样?”

我说:“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这时候,我给近平介绍我的大女儿,就是当初拉着近平衣服,不让他走的娃娃。

我说:“这就是彩云,你看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近平看到她,高兴地笑着说:“哎呀!你可真是长大了!”

临走之前,近平跟我握手。他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来源: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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