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小少年，志向高远

何功伟，1915年11月出生于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中田贩村一户绅士家庭，自小聪慧，喜欢看书提问，经常把教他的老师问倒。小学初中阶段，他学习勤奋，智力超群，各科成绩优良，在学校名列前茅。作文文笔犀利，思想鲜明，针贬时弊，惩恶扬善，常常被评为佳作。口才极佳，能言善辨，论证严谨，逻辑性强。英语功底扎实，能用英文写日记、简短的作文或故事。他爱好音乐，歌唱得好，是全面发展的高材生。初中时代的他，想做“爱迪生第二”，立志以科学报国。虽家里生活富裕，但他艰苦朴素，对穷人富有同情心，接济家境贫苦的同学，经常嘱咐家中外出收租的人少收穷人的租子。他十分注意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炼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体魄。他经常说“经过风吹日晒，身体才会更加强壮，有了强壮的身体，将来再困难的事情也做得了。”他曾随父到过上海、武汉，目睹过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武汉的“七一五”大屠杀，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国民党的屠刀和革命者的鲜血在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何功伟初中毕业考试成绩表

1933年何功伟进入湖北省立武昌高中后，他与同学组织了省高的读书会、篮球队，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练球、学习、讨论时事政治，共同进步，他这一时期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影响，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向往，认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正义力量。他从所读的书中，思索着时局，也思索着未来。在革命思想和优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

二、学生的身份，革命家的工作

1935年12月，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何功伟首先在省高积极响应，商议举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他与同学们奔走武汉各校，促成在华中大学召开了武汉三镇40余所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议。大会成立武汉学联，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何功伟发表了演说，大声疾呼：“埋头读书，不能救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有出路。国土沦亡，学生要打先锋，为了民族解放，牺牲是光荣的。”12月20日至23日，武汉学联组织武汉70余校学生分别在武汉三镇举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饥寒交迫、遭到学校、当局分化瓦解、游行几近流产、学联其他组织者离开时，他仍然独自带领1万多名学生露宿街头，继续坚持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湖北省府维护学生运动。他们怒砸廉价卖给日本的大冶铁矿石轮船和省建设厅厅长的家，书写《锄奸声明》。在应城学生和市民声援武汉学生的示威游行遭到镇压后，带领学生代表到省政府要求调查应城事件真相，惩办凶手，取得胜利。何功伟在领导这次学生运动中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组织能力、斗争方法和阅历得到锻炼，逐渐成熟了起来。

1936年，何功伟组织了秘密的“武汉学生救国团”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进行斗争，发表了反对军阀争斗的演说，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由于何功伟在学生救国运动中的锋芒，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离开了武汉，来到了上海。他的老乡，同时也是我党早期的革命理论家、红色教授钱亦石安排他边读书边工作，介绍他担任全国学联的常委，负责全国各地学联的联络，信息传达，起草文件，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动向，并常为学联刊物撰写时事评论稿件，他在学联的工作受到领导人的赞赏。1936年8月，在胡乔木的介绍下，何功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7年，何功伟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后因工作关系，转入上海法学院。“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的组织部工作，他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他组织了一个骨干集体，形成了青救团的核心力量，对外，不仅开展了前线工作，而且深入到学校、商店、工厂、码头开展群众工作。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何功伟从早上工作直到深夜，虽然很累，但他情绪很高。1937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去，何功伟任“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队长，组织领导这支100余人的队伍向内地转移。他们沿途演戏、募捐，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到达武汉后，建立了武汉“青年救国团”，它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公开的群众性团体，何功伟圆满完成了从上海转移骨干到武汉的重大任务。在上海的一年半时间，他公开的身份虽是学生，干的却是职业革命家的工作。他写文章不计报酬，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但他精力充沛，同工人、学生打成一片，结合形势，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7年4月，何功伟为欢送钱远镜赴延安抗大学习时的临别题辞

三、抗日救国，担当重任

1937年12月，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委员。后任“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会”（简称“乡促会”）秘书。“乡促会”是一个统战组织，也是开展农村工作的群众组织。他主持起草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这篇宣言是何功伟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指导原则，结合当时湖北抗战的形势，以及湖北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写的一篇佳作，它对于指导湖北的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他的推动下，全省各县均建立了“乡促会”，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他派遣数支“乡促会”农村服务队奔赴全省各地指导工作，主持“乡促会”人员训练，训练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在农村工作的骨干。他作风朴实谦逊，生活节俭，态度诚恳，深得农民喜欢。他设法弄来进步书籍，指导青年们学习马列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把广大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

1938年3月，何功伟任武昌区委书记，他到任后，主要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恢复和重建武昌因王明“左”倾路线危害损失的党组织，积极在工人、学生、教师、妇女中发展党员。二是在武汉沦陷前，把党与群众的骨干有秩序地组织了几股，有的留在武汉附近或沦陷区打游击，有的输送到延安培养，有的开展地下斗争。三是在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的真相，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年仅23岁的何功伟极力抑制王明在长江局散布的投降主义的论调，坚定不移的维护和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6月，何功伟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委派他到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何功伟回到咸宁后，成立了中共鄂南特委，他任特委书记，他抓紧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积极筹建抗日武装，他多次以抗日救国大义动员其叔父何寰桢合作抗日，组成一支拥有300人的抗日游击大队，以挂榜山为依托，打击日本鬼子嚣张气焰，鼓舞了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在他的领导下，挂榜山的游击大队与鄂南各地的抗日游击大队遥相呼应，打了好几个漂亮仗，揭开了鄂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1938年末，国民党顽固派在鄂南掀起反共高潮，制造“项家山事件”，杀害鄂南共产党员，夺走抗日游击队的武装，何功伟与其他共产党员遭通缉，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遵照省委预先指示，他来到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继续领导鄂南抗日游击斗争，重建被国民党破坏的抗日武装和组织，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何功伟在鄂南的身份暴露，无奈转移。

四、英勇不屈，献身真理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他先后担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他跋山涉水，往来于宜昌、巴东、建始、恩施一线，发展党的组织。1940年6月，日寇进犯宜昌，在宜昌的工作人员分批撤往巴东、恩施。8月，他到达恩施，根据南方局指示，湘鄂西区特委改组为鄂西特委，他任书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

何功伟英勇就义前写给父亲的遗书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经受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又挫败了敌人的“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严辞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件。他还赋诗填词，谱写了《狱中歌声》，用歌声作为鼓舞战友同敌人斗争的武器。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他在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国民党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的100余级石板路上，反动派放言只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26岁。

何功伟写给妻子的书信

五、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何功伟的遗作《汨罗怨》

何功伟被捕后，周恩来指示党组织积极设法营救，均未成功。1942年6月7日，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追悼会，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青委挽联评价“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的楷模。”毛泽东指示南方局“为被国民党杀害的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等人开追悼会”。1949年，恩施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骨迁葬于五峰山烈士陵园，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和就义处纪念碑。2000年，方家坝村更名为何功伟村，方家坝小学更名为何功伟小学。2003年，恩施市修建了何功伟烈士陵园。何功伟烈士的故乡咸宁市咸安区，1986年在桂花镇中田畈修建了何功伟烈士纪念园，2008年3月，桂花中学更名为何功伟中学。何功伟在恩施、咸宁的烈士陵园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的精神永远激励和教育后代前行。

作者：咸宁市档案局 余意

编辑  张文峰